2020年是活久未见之年，发生了许多出人意料的事情。最令人震惊的事件，当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全世界每个地区、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根据世卫组织的一个数据，在疫情爆发之后的第一个月，全球只有不到1万个新冠病例，但过了半年之后就达到了1000万。
再过了半年就是到2020年年底的时候，新冠确诊的病例人数已经超过了8147万，累计死亡病例数超过了179万，它的传播速度和规模是如此的令人震惊。
另外一个引起全球关注的事件，就是美国总统大选。整个过程一波三折，惊心动魄，一直到2021年年初才告一段落。
当时许多学者、评论家都惊叹，这次美国大选出现的一些现象令人匪夷所思，让美国看上去像是什么？像是一个刚刚开始政治转型的第三世界国家。
除此之外，2020年还发生了其他许多意外的事件，比如说澳大利亚罕见的森林大火，还有中美关系的复杂纠葛。
我们其实是在2020年1月中美签署了贸易的第一阶段协议，今天回想起来好像已经很久了，是因为什么呢？
当时签署了协议之后就有了疫情的爆发，然后有中美关系的纠葛，使得整个的发展变得晦暗不明。
这些大大小小的意外事件，不断颠覆着人们的安全感，加剧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感觉。
有评论家说，2020年是一个分界线，我们熟悉的世界已经终结了，人类历史将会被分割为前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
意外并非突如其来
首先，让我们仔细想一想，所有这些意外事件其实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比如对于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的传播，其实早就有过先兆。
比如说2003年我们有SARS这样的事件爆发。后来也有有很多知名人士、医疗专家做出过预言。
特别是有名的企业家，比尔·盖茨，他在2015年有做过一次TED演讲，在那个演讲中他就预言，未来对人类最大的威胁不是战争，而是疫情大流行。
他那时候预告，说不定可能达到3000万人死亡这样的规模。
当然这次新冠疫情在死亡病例上并没有达到这样大的规模，但经济损失却远远超过了当时比尔·盖茨预言的程度。
再比如关于美国大选的这样一个波折。其实从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获胜之后，就有难以计数的研究和评论，对美国社会的分裂，对它的政治极化发出了警告。
还有，对全球气候变暖和森林大火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也已经有很多警告。还有，关于中美关系与世界秩序的问题的关切等等都是如此。
因此，所有这些意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意外，并不是无踪可寻的。
就像我们知道有一座活火山，当它爆发的时候总有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感觉，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活火山早晚会爆发，只是不那么确切地知道何时爆发，以及爆发的方式、结果和严重性。
也就是说研究者和观察家知道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要素，一些长程的趋势会导致这些意外事件，会引发危机。
好了，如果意外的事件其实是有迹可循的，那么它背后的深层逻辑究竟是什么呢？
生活本地性的瓦解
传统的生活往往是在一个熟悉的地理空间展开的，这个地方被称作本地或者当地，英文讲就是local。
生活的本地性，是指每个人熟悉自己的生活环境，有一种自足的状态。
你了解影响自己生活的主要因素，因为这些影响因素或者说变量，不太多，也不太远，也不太复杂。
因此你大体能够把握自己的生活，有一种掌控感。传统的乡村生活、小镇生活，大多数都具有这种生活的本地性。
不过，随着现代化过程的展开，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产生了巨大的流动性，包括人口的流动、技术的流动、信息的流动、资本的流动，这一切都对生活的本地性造成了冲击，构成了某种威胁。
人们的生活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影响你生活的变量，从10多个可能最后变成了100多个。
而且许多变量是来自外部的，甚至来自远方，来自你从未去过，甚至从未听说过的地方。
而且往往让你不明所以，这些变量很复杂，你不知道它的本质、机制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然这个过程从现代化开始的时候就发生了，生活的本地性一直是受到某种程度的侵蚀。
但直到最近一轮全球化的时代，在大概近三四十年，这个进程加速了。各种流动性的深度、广度和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极端状态。
比如说你是一个在中国某个手机制造厂工作的工人，你需要了解比如说荷兰的光刻机是怎么回事，你要了解中美的贸易争端对光刻机到中国的进口带来的限制，你才能对自己的就业和待遇作出预估，这是多难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美国底特律一个汽车工厂工人，他要知道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的生产销售业绩，才能准确地评价、评估自己的工作机会。
石油工业也是一样，比如说在德克萨斯州，石油公司的前景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一些科学家对气候问题的研究看法，以及政治领导人对于应对气候问题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有什么样的协议、有什么样的约束条件和限制，比如说《巴黎协议》等等。
这要求一个人对遥远的陌生的那些因素、那些变量有清晰的了解，但这是非常难做到的。
所以全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深入地卷入了相互依赖的生活模式。
投资、技术、设备、生产、经营和消费，这些环节本来都是在地方一体的，现在可能来自不同的四面八方。
而将这些要素整合起来的机制，不仅超过了许多人的认识理解能力，而且这个机制不是本地能够决定的，甚至不是本国政府能够单独决定的，也无法单独去负责。
这样一来，生活的本地性就被瓦解了。许多人都感到自己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能力，感到了难以估计的风险，造成了一种失控感，一种不安全感。
这是一种来自远方的支配，而且经常是蛮横专断地支配。为什么？
因为那些许多遥远而陌生的变量，是未经你同意、未被你授权的强大力量。
它以你难以理解的方式，顶多是一知半解的方式来支配了你，操纵了你，甚至剥夺了你的权利和利益，深刻地改变了你的生活方式。
这种状况让许多人感到挫败、委屈、沮丧，甚至怨恨和愤怒。
当然，生活本地性的瓦解，对不同的人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对于一些有能力理解和把握这些复杂变量的人群，他们会在全球化的超级流动性中占据优势。
他们的生活相对容易，有些人甚至能够应对和操控这些变量。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全球化效应的分裂，我把这个叫做全球化的断层线。在每个国家内部都有这种断层线。
全球化的断层线
比如说在美国会有西部的硅谷、东部的华尔街这些从业人员，他们就占据了一个优势的地位。
而中西部的所谓“锈带”地区的工人，特别是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他们就是全球化断层线当中的挫败者。
所以让我们来看，这一波全球化的特点造成了横跨国界的断层线：所有国家内部都同时存在着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受挫者。
而且在文化方面也出现了全球文化价值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群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国家内部对于全球化的分歧日益严重。
在文化价值方面，就有一些所谓全球主义者globalist，他们能够向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特点开放。
而另外一些人，他们是所谓地方主义者或者民族主义者，是感到外来文化对本地传统价值、生活方式以及自己的民族认同的一种冲击。
比如在欧洲，移民和难民的涌入，而且还有恐怖主义袭击时而发生，再加上某种政客的夸大、煽动、操纵，这些文化冲击就变得更加敏感和尖锐。
2020年在巴黎发生了一起中学教师由于自己的言论被杀的事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这也是全球主义、多元文化和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影响的一个尖锐矛盾的缩影。
另外在这个深度相互依赖的世界里，生活本地性的瓦解，也对我们应对流行疾病这样的突发危机带来了挑战。
因为本来生活是本地性的，你的生活范围各种各样的流动，都比较主要地限制在当地，而现在人员的流动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
比如我们想要把疫情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小的区域，这就非常困难。你要防止疫情大规模传播也变得非常困难。
而且一个地区防控的情况如何，一个国家防控的情况如何，是否能够有效地控制疫情，也就不仅仅关涉到本地居民、本国居民，而且会影响到更大的人群范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比较关注美国疫情传播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全球化会如此迅速地超越地区的扩张和发展呢？因为资本和技术不是地方性的。这里边有一个逻辑的不对称。
资本和技术不是地方性的
因为资本是什么样？它总是会流动到效益最高的地方；而技术，总是会找到生产性更强的地方。
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马斯克的特斯拉电动汽车的制造就是一个例子。特斯拉有一段时间的盈利是有问题的，没有多少利润，所以它有一段时间股票不高。
但后来特斯拉在上海开始制造了。想想特斯拉的上海临港工厂，它建造的速度之快，是从2019年1月7号奠基，到2019年的10月23号就正式落成投产了，仅仅用了不到10个月的时间。
所以在正式投产运营的揭幕仪式上，马斯克自己非常高兴，他跳了一段舞。关心股票的朋友就会知道，好像特斯拉的股票涨了很多很多，对吧？
但是资本和技术的这样一个普遍主义逻辑，它和社会生活是不一致的，它往往构成一种紧张和冲突。
因为人的生活总是地方性的，或者至少有无法彻底抹去的地方性。它依赖特定的文化、特定的传统语言和风俗等等这些特殊主义的因素。
如果这些特殊性遭到了普遍主义的资本和技术逻辑的侵扰，很可能就会引发冲突和不满。
因此全球化对生活本地性的瓦解，也始终伴随着反抗的逆转的力量，就是所谓逆全球化的力量。
这个在近几年也成为某种趋势，但是它没有办法根本改变全球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