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康波周期的大历史视角分析
郑磊
摘要：全球经济存在长周期，大国霸权兴替也存在周期性，两种周期现象可能存在关联性。本文梳理了15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和大国兴替的过程，基于康波周期研究成果，并以英国和美国作为实证案例，提出了全球经济霸权具有120—150年循环周期的假说：“美国世纪”进入结束阶段，新国际秩序将伴随新康波周期逐渐形成。通过近百年来中美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的对比分析提出：中国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性机遇，在新技术驱动的新康波周期开始阶段，加快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基建”；聚焦教育科研体系关键问题，推进配套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缩小地区的发展差距和阶层贫富差距；妥善处理债务问题；打赢减贫、反腐、公平的三大“社会战役”；管控中美在双方各自重大战略利益上的分歧，化解东西方文明冲突，实现和平崛起。
关键词：康波周期；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美国世纪
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今，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实现了。2020年，中国加速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正是一个由新技术创新驱动的康波周期的开始。距离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还有30年时间，正好与新康波周期的上升阶段重合。面对新时代的百年变局，历史给予了中国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因而十分有必要对百年来中美经济的变化进行深入剖析，从中获得启迪，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公元前2.5万年到公元前1.5万年，第四纪更新世末期之后，地球上的坚冰开始融化。在一万年前，冰河时代结束，食物种类变得更丰富，在部分地区，人类无需不断迁移去寻找食物，出现了农业耕种和定居生活，人类由此进入了社会性生产阶段。从公元元年到1800年，以人均GDP度量的人类经济增长翻了一番，而在1700年之前，最发达的西欧国家人均GDP的年均增长只有0.05%[1] ，1700—1780年之间也只是在缓慢增长。农业时代的经济增长规律符合马尔萨斯人口理论，随着人口的增减呈现周期波动。进入工业时代，在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之前，人口增长与人均GDP之间具有强正相关性。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了信息经济时代[2] ，并提出了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
进入21世纪之后，学者们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判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一个是“长期停滞”论[3] 认为，全球经济已经进入缓慢增长的常态；另一个观点则认为，技术将进入“指数级增长”阶段[4] 。前者得到了经济学界支持，而后者则主要获得来自新技术专业领域人士的支持。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这一关键历史节点，有必要超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认知，从整体系统层面和大历史的视角对未来经济走向做出较客观的分析评判。
一、康波周期研究综述
（一）康波周期的理论基础
最早在19世纪，杰文斯提出，宏观经济存在50年左右的长周期。1925年，康德拉季耶夫基于对英、美、法、德等国一百四十余年的样本进行统计分析，提出了类似时间长度的长经济周期，被称作康波周期。一般认为，一个康波周期会持续40—60年不等。每个康波周期可以粗略分为两段，经济先上升，而后下降。对于形成康波周期原因的解释有多个流派，从技术创新周期和资本积累两个角度的解释与生产函数模型是吻合的。熊彼特认为，经济长周期来自技术创新推动和企业家的贡献，企业家将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引入生产函数，催生了破坏性创新[5] 。创新的过程在时间上的分布是不均衡的，相对集中的创新主要出现于四个时间段：1780—1790年（瓦特蒸汽机和煤焦炼铁法），1830—1840年（钢铁生产和铁路建设），1870—1880年（电气化和内燃机），1930—1940年（半导体晶体管）。集中出现的创新活动吸引了大量投资，彼时经济获得较快增长。熊彼特认为，缺乏创新是创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客观现象，是引发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但会成为激发创新的动力，为新一波长周期积聚力量。熊彼特还创造性地将长、中、短周期结合起来，提出了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康波周期嵌套循环的模型，指出一个康波周期包含18个基钦周期或6个朱格拉周期。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许多学者提出了更细致的模型和解释[6-11] 。有学者认为，一般通用技术是支持康波上升阶段的重要因素[12] ，如蒸汽机、电力、通信技术等。20世纪90年代至今，可以将互联网、纳米、超导、生物技术、新能源、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看作是这样的技术，它们进一步夯实了康波周期理论的基础，并提出了有价值的预测。
除了技术，投资和劳动力显然是推动生产力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在这方面，社会积累结构（SSA）理论是解释康波周期的一个重要模型[13] 。该理论认为，投资决策是基于对收益的预期，收益依赖于特定的外部环境，即国家内部制度和国际制度因素。如果SSA对资本积累有利，技术创新带来的良好预期将促使资本加大投入，形成经济增长与资本投入的正反馈，经济便进入康波上行周期。如果上述条件不能满足，则资本积累减慢，经济有可能陷入衰退萧条。笔者在第三和第四个康波周期的下行阶段观察到了类似现象，如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之后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60年代末的劳资冲突，这些事件并非在个别国家孤立发生，对全球的投资积极性和投资积累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一些学者深入研究了适合资本积累的SSA特征，Kotz[14] 指出，必须有效控制阶级冲突和竞争，保证市场稳定，才能有助于经济启动扩张周期。而新自由主义制度会最终导致资本积累的速度下降，不平等程度持续恶化。Wolfson和Kotz[15] 认为，如果社会核心制度是以资本逐利为目的，则资本未必会投入扩大再生产。讨论社会制度因素对康波周期影响的还有调节学派[16] ，佩蕾丝[17] 提出，每次技术革命的扩散会遭遇原有制度体系的巨大抵抗，可以分为持续二三十年的导入期和扩展期。导入期的第二阶段和扩展期的第一阶段对应康波上升阶段，而扩展期的第二阶段和下一个导入期的第一阶段对应的是康波下行阶段。虽然无法准确界定各段的时间长度，但这个四阶段的划分比较贴近实际。这些理论或多或少在本文的分析中有相应的支持证据。
（二）康波周期划分和经验法则
分析经济长周期有两个视角，一个是国际经济的周期性，一个是全球经济引擎国家的经济周期性，这两方面的分析之间具有关联性，两者的长周期可能存在同步现象。本文不讨论短周期，即不使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采用的着重确定经济扩张和衰退阶段的方法。NBER将可以获取最早数据的1854年12月作为“谷底”，以GDP总量计算，美国从1872年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但按人均GDP计算，美国在1910年才正式超过当时的国际霸主英国。
康德拉季耶夫本人提出了两个周期，起始时间并不明确（误差为5—7年），大致是1790－1849年和1850－1896年[18] 。前一个周期的转折点在1815年前后，第二个周期的转折点在1870年前后。之后，Korotayev和Tsirel[19] 提出了第三、四、五个康波周期的划分[20] 。也有国内学者提出不同的划分[21] ，之所以有不同的划分，是因为采用了不同的变量，包括价格、资本投资、发明与创新、产出、贸易等指标。综合有关经验研究，一些学者发现，从1621年开始，每个康波上升期总是包含一个与大规模战争相关的通胀阶段[22-24] 。在第四和第五个康波周期里，也存在这个规律。资本投资的扩张顶点和产出之间的间隔是50年[25-26] 。在康波上升期，全球产出的平均增长率显著高于下行期，一般来说，上升期也长于下行期[27] 。一些学者发现，在全球经济层面存在康波周期，而一些国家层面的数据则未发现这种现象。Korotayev和Tsirel[19]用谱分析方法检验1870－2007年全球GDP增长率，不仅发现了52—53年的康波周期，还证实存在2—4年基钦周期，6—8年朱格拉周期，以及13—15年库兹涅茨周期，而且结果在统计上是显著的。Gallegati[28] 用小波多分辨率方法分析了1871—2015年全球GDP增长率，也得出了类似结果。对康波周期测算的不同结果似乎源于选择指标和统计方法上的差异。
除了经济指标，也有学者从人类学和生物学角度解释康波周期，得出了类似结果。Devezas和Corredine[29-30] 认为，生物因素，如人口和学习率确定了50—60年长周期循环，这个长度是人类活动中总虚拟工作年限决定的。本文认为，在一个长达千年的历史时期里，严格限定康波周期的起点和终点不是必需的，对本文的分析也没有特别大的帮助。一些年代的统计数据不全面或可能不准确，本文还综合使用了“词频统计”方法进行对照分析，作为附加的验证。每个康波周期的持续时间可能也有差异，起始点带有10年的误差是可以接受的。为此，本文基于关键产业创新和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上升期和下行期的典型特征对康波周期进行划分，如表1所示。
表1以关键创新和重大历史事件划分的五个康波周期
二、大国的国力变迁与兴替周期
（一）康波理论未描述的世界
18世纪之前，尽管经济增长数据较为缺乏或不准确，无法采用康特拉季耶夫的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但仍然可以清晰地区分当时世界的经济大国和弱国。大国间的强弱更替推动着全球经济的增长，增长速度以18世纪作为分水岭。在亚洲，印度和中国是经济大国，合计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在经济较发达的西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曾是经济大国。然而，由于当时全球化程度很低，东西方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明显，本文只在西欧观察到了经济大国的更迭现象。西欧地区的第一个经济大国是葡萄牙，也是第一个在全球进行殖民活动的国家。1143年，葡萄牙驱逐阿拉伯人，成为欧洲大陆第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葡萄牙从15世纪开始进行大西洋探险，国力到达顶峰。西班牙从15世纪中叶开始挑战葡萄牙的霸主地位，1472—1475年，西葡两国爆发了战争，葡萄牙继而与英国、荷兰为敌，国力逐渐衰弱。西班牙在和葡萄牙平分了航海权之后，取代了后者的国际地位。直到1588年，西班牙和英国爆发了海上决战，其“无敌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在这期间，荷兰于1581年脱离西班牙宣布独立，并在1625年左右成为世界最富裕的国家，直至18世纪初达到巅峰。 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之后通过四次英荷战争（1784年结束），成为新的西欧霸主，并在19世纪60年代达到巅峰。葡、西、荷三国称霸的时间基本上在150—160年左右。
本文还对1500—1900年间出版物上出现“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进行了词频统计，分析发现，从1510年开始，出版物上与西班牙相关的信息超过了葡萄牙，这种情况维持到1580年左右，此后有关荷兰的信息在1570—1670年间超过了有关西班牙，中间也有一些时段，有关西班牙和荷兰的信息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而在1765年以后，有关英国的信息数量明显超过了荷兰和西班牙。
从18世纪开始，全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在荷兰称霸期间，英国从1750年开始逐渐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超过了荷兰，在1790年左右成为新的霸主，在二战结束时，失去了霸主地位，称霸时间仍是150年左右，相当于2.5个康波周期或5个社会转型周期。从世界经济霸主更替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特点：在国内都曾出现全球商业或金融中心城市，在称霸的中后期都会遭遇未来霸主的严重挑战，如英国称霸过程中，先后经历过德国和美国的挑战，国力最终也都是被长期战争或巨额国家债务拖垮；而后继的霸主经过数十年的追赶，会在国力趋近的时段引领新技术浪潮，一举实现反超而成为新霸主，如葡萄牙、西班牙依赖航海技术和发现新大陆，荷兰的造船技术和金融市场，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等。世界经济霸主更替伴随着新康波周期的启动，这个特征在18世纪之后变得愈发明显。
对于大国霸权更替现象，除了经济史领域，主流经济学很少涉及这一主题。近期引起较大关注的是Dalio[31] 提出的一些观点：霸权国家财富和国力变迁的最重要原因是货币信用与债务周期。本文则认为货币信用崩溃、贫富差距拉大和为争夺财富、权力发生的战乱等，只是大国国力变化过程中的特征和表象，确实在特定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是唯一和最重要的因素。Dalio[31]收集了从公元600年（中国唐朝）到2020年之前的数据，从教育、竞争力、技术、经济产出、全球贸易占比、军事实力、储备货币和金融中心实力等八个方面进行加权计算。以中国为基准，蒙古帝国（公元13—14世纪）、荷兰王国（公元17—18世纪）、英国（公元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和美国（公元20世纪初至今）分别成为当时的世界经济引擎国家，这与词频统计的分析结论是一致的。
（二）康波周期与经济霸权轮替
本文以有数据可查的第一次康波周期开始，结合科技创新和重大历史事件，分析英美经济霸权的兴替过程和规律，分别将两国国力最强的时段称为“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
1.英国世纪（1780—1910）
18世纪，英国开始挑战世界经济霸主地位。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第一和第二个康波周期可以看作“英国世纪”。本文对康波上升期和康波下行期的分段与蒂姆斯戴尔和霍特森[32] 的结果类似。
（1）第一个康波上升期（持续到1815年左右）
1768年,珍妮纺织机在英国获得专利，1784年左右投入使用，同一时期其他新型纺织机器，如卷轴纺纱机、走锭精纺机、水力织布机等也开始投入生产。1776年，经过改良的瓦特圆周式蒸汽机问世，1785年开始用于生产。1814年，史蒂芬逊研发的蒸汽机车开始用于运输煤炭。在这个阶段，英国参与了很多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于1815年打败了法国。
（2）第一个康波下行期（持续到1840年左右）
英国的纺织业和机器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1825年，英国爆发了股市和货币危机，1836—1837年，发生了金融危机。英国的经济增长在这一阶段主要得益于铁路建设投资，其边际效用在1940年开始减弱，危机开始酝酿。
（3）第二个康波上升期（持续到1870年左右）
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初发生了农业歉收问题，中英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由于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技术的改进，1845—1866年，英国对外出口火车、铁轨和轮船，迎来了新一轮的经济繁荣期，之后由于投资狂热和钢铁、铁路建设严重过剩，引发了1857年的金融危机，同时期中英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受美国内战导致的严重衰退影响，1866—1867年，英国也发生了经济衰退。
（4）第二个康波下行期（持续到1915年左右）
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经济恢复并达到了峰值，随后增速开始放缓，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期又恢复了增长。英国起初没有发生大的系统性危机，1878年和1890年，格拉斯哥城市银行和巴林银行的破产倒闭也没有引起经济全面恶化。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引发了金融危机，欧洲在战后发生了大瘟疫。英国虽然赢得了战争胜利，但流失了大量黄金储备，从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净债务国，竞争力受到重创。
2.美国世纪（1910—2030）
1860年左右，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制造业大国。美国经济总量于1863、1869和1879年先后超越法国、德国和英国，成为世界第一[33] 。1872年，美国GDP超过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1910年，美国的人均GDP超过了英国，制造业产出占比在19世纪末超过了英国；1913年，以总工业潜力计算，美国为298，英国为127，德国为138。此时，英国在经济生产率和增长方面都已落后于美国[34] ，美国不仅取代了英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科技和经济总量也在全球领先，美元还获得了全球铸币税的优势。美国的科学技术从1920年开始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工业实力最强的国家[35] 。在这期间，其霸主地位曾受到苏联和日本等国的挑战。
（1）第三个康波上升期（持续到1945年左右）
以电气、汽车、石油化工为主导的电气化时代始于1892年左右，美国进入经济增长和繁荣期。在1900年左右，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已具备与英国不相上下的实力。美国在崛起初期经历了多次金融与经济危机。1919年，美国在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上提出“新世界秩序”，开始进入领导大国行列。接着是“咆哮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1929年，集聚的债务泡沫在美国股市崩溃之际破灭了。全球经济萧条之后的经济冲突最终演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人均GDP下降了12%，但美国以金融创新和宽松货币政策及战争维持了繁荣。1944年，世界确立了以美国为主的全球金融体系。
（2）第三个康波下行期（持续到1970年左右）
1945—1950年，美国确立了国家科技战略，为战后快速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大量劳动力进入市场，国内外市场需求强劲。1948—1966年，美国专利数量年平均增长10.31%，半导体技术和汽车工业飞速发展。1950—1973年是美国历史上最强劲的增长期，1955年爆发的越南战争和1964年开始的“向贫困宣战”运动消耗了大量社会财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明显放缓。战后德国、日本经济崛起，美国贸易出现严重赤字，美国股市在1966年达到高点之后开始长期调整。
（3）第四个康波上升期（持续到1990年左右）
1971年，美国取消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实行法币制度，美元开始贬值。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要求更高薪资更少工作时间的工会运动兴起，技术创新进入低潮期，1974—1982年，美国经济几乎停止增长，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出现长期贸易赤字。大量印钱和负债引发了1980—1982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1983年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传统产业和设备进行更新换代。美国在1979年开始紧缩货币政策，经济转向保守主义，打击工会运动。在这期间，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发生了债务危机，引发经济衰退和萧条，苏联解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
（4）第四个康波下行期（可能在2020—2025年结束）
1991年，互联网开始提供给公众使用，互联网与数字通信技术创新促成了新经济繁荣和互联网泡沫，美国制造业岗位大量流失，一些被自动化设备取代。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经济进入数字化和全球化时代。美国启动了又一轮信贷扩张，2007年，因抵押贷款质量恶化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引发了次贷危机，继而引发欧债危机，全球启动量化宽松。美国与中国、欧盟等主要贸易国家或经济体爆发了关税战。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经济活动停止，全球经济跌入谷底，美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印钞，向普通民众直接发放货币，国家负债直线飙升。
3.全球经济霸权循环周期
在康波周期理论中，长中短经济周期之间存在嵌套关系，一般来说，2—3个基钦短周期（3.5年左右）构成一个朱格拉周期（7—10年），三个朱格拉周期构成一个社会转型周期（20—30年），由此可以将一个康波周期看作两个社会转型周期。而霸权国家的“国运”似乎是在第二个康波周期末期开始出现明显变化，从霸权兴起到霸权移交，可能持续2—3个康波周期。图1为大国变迁与康波周期之间关系的示意图。
过往历史经验表明，在大国霸权的第一个康波周期（Ⅱ），虽然也会爆发很严重的危机，但整个社会仍有空间修补，可以通过调整政策重新获得生机。这是一个社会规则的重塑时期，新的秩序和规则仍有利于与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并且由于创新的逐步扩散，生产率仍在提升过程中。在霸权的第二个康波周期（Ⅳ），尤其是其下行阶段（I），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本质改变，霸主国家的经济、社会体系问题重重，加上新的国际竞争对手的挑战，国内外政治形势可能更加恶化，无法做出及时有效响应。新的霸主国家也是在这个阶段明显表现出将取而代之的趋势。Dalio[31]总结了英国取代荷兰和美国取代英国时段发生的情况，得出以下结论：都发生了债务重组和债务危机；都发生了内部革命（和平或暴力），导致大量财富所有者变成一无所有者；都发生了对外战争；货币体系崩溃；产生新的国内和国际秩序。 本文通过研究美国取代英国这一历史变动过程发现，危机也可能出现在持续很长时间的经济平稳发展之后，如1914年英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并无明显征兆 ，危机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但是，在第四个康波周期下行期发生的2007年金融危机，确实引发了债务重组和债务危机。因此，这两种情况都应作为大国霸权最后阶段的特征。由此推断，美国目前正处于第二个康波周期的下行阶段（I）。三、近百年中美经济发展对比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将20世纪的美国经济周期分为四个阶段：1919—1945,1945—1980,1980—2009和2009年至今，与本文划分的第三和第四个康波周期类似。中国形成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国家是在1928年。1935年，中国废止了银本位制，发行法币，形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成为一个现代经济体。1937—1949年，中国大部分时间处于战时经济时期。1950年，中国开始进入战后建设时期，GDP恢复增长到年均6%左右（1950—1976年），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人均GDP才开始快速上升。截至目前，中美在产出、对外贸易方面差距较小，在技术创新、教育、军事、国际竞争力等方面仍有缩小空间。（一）宏观经济与产业结构变化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GDP在2017年超过了美国，但以市场汇率计算的GDP仍有一定差距，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美国2020年之后的GDP增长率不超过4%，而中国GDP增长率预计仍能保持在6%以上，在2030—2040年可能追平并超越美国。2018年，美国的国家总储备是3.17万亿美元，是中国的7倍。2020年，美国政府负债占GDP之比为98%；2018年，中国政府负债占GDP之比例37%，虽然可能存在统计疏漏，但仍远低于美国。从美国负债和联邦政府赤字占GDP之比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除了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创新经济最活跃的20世纪90年代末曾出现过财政收支平衡之外，其他年份都是赤字。而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赤字规模不断扩大，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明显恶化了美国联邦赤字情况，外债和内债在2001年之后都在不断上升。从21世纪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美国总负债与总储蓄的比例一直在20倍左右小幅波动。进入第四个康波周期之后，这个贷存比例不断攀升，在金融危机之后达到顶点，之后回落到60倍左右继续回升，2012年底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76倍。按照一般规律，一个国家LDR达到1.2—1.4通常会造成危机[36] ，美国的LDR在金融危机之后已经超过1.7倍，处于非常危险的水平。比较中美两国的对外贸易经常项目差额可以看到，美国从1975年之后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中国从1994年开始一直保持贸易顺差。贸易差额并未因近年中美贸易冲突而收窄。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国占全球贸易的份额已经超越了美国和其他传统贸易大国。美国国内投资在经济衰退或战争年代会出现显著减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整体呈递减走势。第二产业对经济周期波动较为敏感，美国的产业经济已经明显呈现去工业化状态，第二产业收入占GDP之比降幅显著。202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只有10.8%。通过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年度环比变化可以看到，2000年开始走下坡路，而且在2010年、2016年和2020年发生了大幅下降。反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37%—45%间波动，保持在较合理水平。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80%以上，其中金融相关行业尤其增长迅速，远远超过了美国实体经济所需，实际上是为全球提供金融服务，反映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开始快速提升，2019年占GDP比重达到了54.27%，金融业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二）科技创新与生产率变化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美国至今仍是科技创新的领先国家之一。在近一百年里，美国经济充分吸收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互联网、数字通讯技术革命提供的动力，并通过生产率提升表现出来。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在第三个康波周期（1920—1970）加速攀升，创造了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1970年是分界点，在第四个康波周期的经济增速只有前一周期的1/3左右[37]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出现了13项通用技术发明和26项应用型发明，电、内燃机、晶体管的使用对第三个康波周期的人均产出和生产率影响巨大。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1970年间（第三个康波周期的下行期）受益于空调的发明，以及州际公路和民航运输的发展，经济出现持续快速增长。1970年之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减弱。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低迷之后，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大量应用，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互联网浏览器、搜索引擎的推广、数字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引发了重大的商业变革，美国经济在1995—2004年间出现复苏。但是，相关网络和通信技术创新对美国生产率增长的推动力在2005年基本结束，随后虽然还出现了其他创新，如智能手机等，但都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推动作用，生产率增长逐步降低到接近零，甚至低于第二个康波周期末期水平。美国在第四个康波周期的人均GDP较低，主要是因为劳动生产率较低，几乎比前一个康波周期低了一倍。导致劳动生产率低的一个原因是在新技术应用方面的投资和支出在2000年后大幅收缩，这可能限制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范围和深度。实际上，美国净投资占资本存量之比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在下降，1999—2002年间略高，对应的是生产率增长复苏[37]。比较中美两国人均GDP增长率的变化情况，美国人均GDP的年度增长率在1970—2014年间是1.77%，而中国同期高达7.99%。20世纪70年代对于中国是一个战略性转折时刻，此时正值美国经历第二个康波周期下半程（第四个康波周期下行阶段）。1978年，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中国人均GDP开始逐年正增长，并始终高于美国的人均GDP年度增长率。2001—2007年，世界上仅有中国和部分新兴市场实现超高速增长，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经济在减速，之后又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冲击，至今未能走出衰退。中国人均GDP的快速增长，除了归因于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科研方面的大量投入和科技创新也是主要因素。对比中美在研发方面的投入，美国在近20年的变化不大，而中国的研发投入一直在增长，截至2018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仅比美国低0.65%，但在金额上仍有较大差距。美国在2001—2005年的研发投入逐年减少，可能限制了互联网和通信技术应用的范围，且在2010—2015年同样出现了研发投入增长很少的情况，这对美国未来的科技实力产生负面影响。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在2013年之前增长很快，之后增幅有所放缓。中国科技创新的进步体现在专利和学术论文等方面的快速进步。根据日本文部省2017年的统计，中国科技论文数量在十年间大幅增加，但尚未超过美国，如表1所示[38] 。根据2020年日本文部省统计，中国2019年在自然科学领域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首次超过美国。以2016—2018年为例，中国研究人员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为305927篇，高于美国的281487篇，是20年前的18倍[39] 。根据斯坦福大学2021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在中美竞争激烈的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在2020年的AI论文引用率首次超过了美国同行。从国内科技人员获得中国专利授权数量和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可以看到，2000年之后，中国专利获得数量稳定上升，发明专利占比不断上升且保持在10%—20%之间。中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提出了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技术的国家战略和规划，包括节能环保、信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战略性新兴技术发明专利授权数占当期发明专利授权数在60%以上，如表2所示。从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上看，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节能环保、新材料等领域较多，但美国在半导体产业和生物技术、新材料方面仍然遥遥领先，而中国在新能源方面有较强竞争力。 表2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三）美元资产变化2000年至今（第四个康波周期下行段）是美国金融行业发展最快的时期，当时互联网和数字通信技术创新的影响逐渐弱化，美联储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直接催生了房地产泡沫和金融衍生品过度泛滥。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和减税提供的流动性主要留在金融体系内部，对实体经济帮助较小，创造了长时间的股市繁荣。美国证券行业在第四个康波周期高速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资产负债总量快速上升，在2007年金融危机前达到高点，之后高位震荡调整，似有难以维持的迹象。1935年至今，从美国银行倒闭和救援数量的变化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储蓄银行破产和2007年金融危机这两个巨大冲击期都聚集在第四个康波周期（美国世纪的第二个康波周期）。美国长短期国债收益率倒挂现象能够较好地预测经济衰退。观察在第四个康波周期中发生的经济衰退可以看到，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3个月国债收益率每次倒挂都引发了美国经济衰退。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的两次衰退持续时间不久，除了受益于经济增长本身具有的动力之外，美联储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出手救市的作用很大。虽然及时阻止了经济衰退，但干预也酝酿了2007年更大的金融危机。在消化了美联储量化宽松和特朗普政府的减税刺激效应之后，2019年下半年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再次出现收益率倒挂现象。尽管美联储和美国政府采取货币和财政双宽松政策，此次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和深度可能远超前一次，影响程度将逐步显现。从2014年末开始至今，美元处于一个较宽区间的震荡期，这是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三个高位震荡周期，三个震荡周期的高点越来越低，表明美国国力在逐步衰减的事实，但这还不是美元汇率表现最弱的时期。21世纪至今，主要货币都相对黄金贬值，而美元贬值幅度更大。（四）社会环境变化科技改变经济，经济改变社会，社会反过来又作用于经济，生产力、市场环境、制度环境相互作用表现为经济和社会变化。有学者提出，30年为一个社会转型周期，并将中国近百年历史按照这个周期进行分段和解释。美国学界似乎没有这样的提法，但从大国霸权转移的规律看，在霸权国家第二个康波周期的下行阶段，社会环境变化、恶化的迹象比较明显。其中，影响较为长期的因素是教育和贫富差距，并可能会出现代际扩散。据估计,1890—1970年，美国人受教育程度每10年增长0.8年，受教育程度提升对生产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的年贡献率为0.35个百分点。美国十分重视K12教育，但相比之下，高等教育的投入增长较慢。中美教育体制不同，中国主要依靠政府投入教育经费，对高等学校、中学和小学的教育经费较为均衡。中国近年高等教育进行扩招，大学毕业生数量上升很快，中国接受科学技术工程（STEM）教育的人数是美国的八倍。悲观看法认为，创新放缓、贫富差距拉大、教育停滞、巨额债务、劳动参与率下降、社会矛盾加剧等负面因素，将拖累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中美两国都存在贫富差距加剧的问题。美国的贫富差距在第四个康波周期前后开始加速。占美国人口1%的顶层收入群体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近几十年来持续提高。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2018年的基尼系数为0.485，达到历史新高。学者估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十三五”期间出现了回升[40] 。中美两国都出现了娱乐文体明星、高端专业人士、部分企业主、金领人士等收入快速增长的现象。这种情况在金融危机之后变得日益突出。美国壮年劳动者(25—54岁)劳动参与率从2000年开始下降，2008年之后的总体劳动参与率开始下滑。中国也面临国内就业机会不足带来的新增就业压力。全球经济在第四个康波末期的不景气造成了各国出现大量社会问题，但严重程度不同。美国特朗普总统任期和继任败选带来了更大的社会分裂，种族冲突、民粹主义和阶层矛盾导致的突发事件层出不穷。美国人均收入越高的州，负债余额越高，贫富差距越大。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由各州解决，基于木桶短板理论，如果地方政府出现大量不能清偿现象，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混乱[41] 。通过分析康波周期可以看到，社会环境一直在改变。以全球经济霸权循环的两个康波周期为例，新的霸权国家将在该周期开始的第一个康波周期领导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之后人类社会总是在兴衰治乱之间循环往复，人性的放纵往往导致经济过热和危机，之后主要依靠本身机能进行纠正和调整。在第二个康波周期的下行阶段，积累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而社会调节能力却逐渐失灵，社会环境被不断破坏，直到无法依靠自身去修复，现体制彻底崩溃，新康波周期开启新的全球经济霸权循环。四、新百年机遇与挑战对于美国崛起的具体时间，学界有很多不同的判断。Thurow[42] 认为，始于20世纪30年代，迈克尔林德[43] 认为，始于1914年，终于2014年。尽管从多种标准得出的是不同的结论，但美国国力正在加速衰退是确定无疑的。如果前述历史经验分析结论有效，未来百年内，势必会发生世界霸权的转移和新国际秩序的建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进入了历时十余年的衰退调整期，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巨大经济冲击，无疑加速了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过程。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经济完成了工业化改造，新中国成立之后，用30年时间建成了工业基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总量只占全球的4.9%左右，是世界排名第三的贫穷国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为全世界每年经济增长贡献了30%。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家。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30年之后，中国经济总量将跃居全球第一[44] 。康波周期研究的起始点是工业化时代，因而在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的第一个康波周期，是以工业经济实力作为主要评判指标。但是，在美国世纪的第二个康波周期中，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信息经济时代，下一个新的大国更替循环周期和新康波周期应该依靠新的技术创新驱动力量。（一）新康波周期的中国机会1992年是开启新时代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中国在对第一阶段改革开放进行深刻反思之后，重新启动了对外开放。而1993年美国启动信息基础设施发展计划，掀起了信息技术创新浪潮。专利数量从1990年的90 592项增长到2001年的166 651项，11年之间增加了83.96%，年平均增长率7.63%。2000年，中国加入WTO是另一个突破，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而美国却遭遇了互联网泡沫破裂，科技创新进程受到干扰。这个阶段和20世纪初的前20年有相似之处。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在衰退的同时，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也得到了促进，新动能正在累积。第五个康波周期或从2020—2025年开始计算，大概会经历20年左右的上升期（2025—2045），10年左右的平台期（2045—2055，预计完成第二个百年目标），之后是20年左右的下行期（2055—2075年）。新康波周期中，可能的驱动技术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美国在AI方面领先中国，而中国的5G技术则领先美国。中美差距最小的技术领域是大数据人工智能、高速计算技术、区块链、金融科技等。Dalio[45] 从八个维度给出了荷兰、英国、美国和中国的国力变化过程。本文沿用这个分析框架，对这四个大国在霸权更替的第一个康波周期的变化规律进行了总结。对于荷兰来说，八个指标处于高位的持续时间是100—120年左右，以前五六十年最强（长度类似一个康波周期）。在100年之后，多个指标开始下行；科技创新是先行指标，在第一个康波周期达到高点之后快速下行，带有脉冲特点；教育也是先行指标，但爬升较缓慢，竞争力和军事实力都是先行指标，和创新指标伴生；产出、金融中心、贸易都是较缓慢渐进变化指标；储备货币指标较晚开始爬升，也是最后下行的指标，其特点是上升较快，达到高点之后和教育指标一起下降，但下行得更快；在相当于三个康波周期的时间里，投资回报率依次降低，最后变为负值。在英国的八个国力驱动要素中，除了储备货币地位，其他要素的上升启动较早，持续保持在高位的时间更久，直到1920年左右才开始下跌，但储备货币地位在1950年之前曾有过短暂反弹，前后在高位持续的时间约为150年；英国的主要特点是科技创新的上升期很长，且下降过程较缓慢，这也对其竞争力、产出、军事力量和金融中心地位、贸易等起到了积极影响。美国的情况与英国类似，科技创新、教育、产出和竞争力等维度的增长启动得很早，而技术创新、竞争力、产出持续增长，从1910年左右到2010年左右处于高位。目前中国正处于国力发展起步不久的阶段，竞争力从1900年开始触底回升，已经具备较好的基础，其他指标在1950年之后开始回升；科技创新在1966—1976年间受到负面影响最大，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重新攀升，目前开始进入高位阶段（以100—120年计算，这种状态可能持续到2120—2140年），但中国目前在金融中心和储备货币地位方面还处于较低位置。Dalio[31]对比了中国、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国力相对实力，较准确地展现了四个大国的国力变化趋势。中国正在快速接近美国，而英国的国力缓慢下降，俄罗斯的国力在下降之后略有反弹。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随着中美两个国力差距缩小，可能会出现直接竞争的局面。通过词频统计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结论。本文统计了2004年至今“美国”“中国”相关词汇的热度变化，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热度进入上升阶段，从2019年开始，中美热度差距明显减小。此外，从荷、英、美三个国家的国力变化过程可以看到，教育和科技创新是先行指标，较少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但对国家竞争力水平具有积极影响。产出和净出口是国家实力的基础，并最终表现为金融中心、军事、储备货币地位等的提升。荷、英、美三个国家都曾在科技创新方面遥遥领先。荷兰在17世纪鼎盛时期的主要发明占到了全球的1/4左右，主要是造船和金融市场方面的创新，如股票交易所和公众上市公司。英国的鼎盛时期包括了两次工业革命，涉及从纺织机、蒸汽机到火车、轮船、电力等各方面的工业发明和技术应用。美国则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上迅速推进了新技术应用，之后主导了信息技术革命（也被称作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方面全面领先。美国的崛起借助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虽然美国引领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但互联网和通信技术与实体经济没有紧密结合，且投资可能不足，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低于之前的其他科技创新。互联网只是数字经济的初级阶段，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现在可以与实体经济更好地进行结合。数字经济能否成为经济主要驱动力，在于数字经济的投入是否足够快、足够大，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实体经济中应用广度和深度。中美现在都设置了加强数字经济建设的中长期规划，目前还无法预测未来谁将胜出。（二）关键问题与建议基于本文的分析，2025—2050年是新康波周期的上升阶段，世界经济应出现高速增长。根据历史经验，可能会通过战时经济反映出来。按2009年价格计算,美国用了70年实现了实际人均GDP从1870年的2770美元增加至1940年的9590美元。中国也用了不到20年时间（2000—2020年）跨越了一万美元的人均GDP大关。以此类比估算，2000—2150年有可能成为“中国世纪”。2021—2025年是中国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也是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经济停滞甚至萧条的关键时期。中国提出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消费正在成为主要驱动力量，而出口在中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到了17.4%。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的82.6%来自国内，表明中国经济结构具有伸缩性，已经具备内生力量，应该力争把这个经济“大饼”做得更大。中国在很多问题上与美国面临的挑战同样严峻，但两国体制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大差别。中国的显著优势是社会环境仍处于改善过程中，弹性和回旋空间比美国更大。而美国则因为两个康波周期积累下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积重难返，难以做出快速有利的转变。对中国来说，要争取在5—10年之内解决一些重要的难点问题。第一，科技创新和教育打造了国家竞争力的基础，除了不断继续提高对教育和科研的资金投入，中国更应致力于尽快解决教育科研体制上的问题，释放科研人员的活力和研究自由度，减少不必要的形式竞争，如论文发表数量和评优，将科研人员的时间和精力转向前沿基础研究，以及可以应用于经济活动中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如果能够摸索出释放大学教育和研究创新力的机制，完成教育体系的配套改革，建立完善的教育科研创新体系，提高科研资金的利用效率，可以更大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力量，尽快在关系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和突破。第二，在经济建设领域，中国过去依赖信贷和基建的投资方式已有明显转变，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多融资渠道。但是，长期形成的企业和地方政府高负债问题在经济下行期仍有失控风险。作为重要经济支柱的房地产和传统制造业面临债务消纳和转移转型的双重压力。很多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土地财政，而劳动力成本上涨也是不可逆的趋势，倒逼地方政府切实改变大政府作风，改善营商环境，降低整体营商成本，提高城市服务能力，留住和吸引更多商业投资和劳动人口。数字经济至少是推动新康波周期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在这个历史重大机遇面前，中国应加快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的“新基建”，在5G方面适度提前规划，加快布局，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入，加快充电桩和新一代可信互联主干网络建设，为企业提供更适合发展数字经济的技术迭代升级硬件设施，推动智慧城市、新能源车、车联网、工业互联网、文化娱乐教育行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和阶层贫富差距更易发生正反馈，对社会稳定造成更大威胁。城市经济圈有效地提高了全局经济活力，人口流动加快，一些城镇出现“老龄化”“空心化”现象。围绕核心城市经济的梯度扩散有必要加快，需要地方政府打破各自的行政界限进行融合，可以考虑以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替代现有对单个省、市的分别考核，并改变“唯GDP论”的做法，将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经济、营商环境、民众生活满意度等纳入考核范围。第四，中国必须有决心、有能力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三大目标：打赢三大“社会战役”，全面消除贫困、清除腐败并建立可信赖的反腐体制、大幅缩小贫富差距。第一个目标已经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取得成功，应注意随着城镇化推进，未来将有大量农民进城生活，城市贫民区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难以解决的长期社会问题，地方政府应做好各种准备，提升城市治理能力。中国早已对清除腐败设定了明确标准，即实现公务人员“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的局面，达到这个目标任重道远。在最棘手的贫富差距问题上，控制资本无序扩张是近期的重点工作。中美都出现了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而实体经济缺乏资本支持的情况。美国的主要原因是其金融业过度发达，虚拟与实体经济比例严重失衡；而中国则是实体经济存在一些进入障碍和投资收益率过低。资金可以在金融体系内轻松获得暴利，而投资实体经济不仅可能赚不到钱，亏损的风险还很高，这种反向错位激励使资本增值进一步恶化了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要解决以上四个方面的国内问题，原则上应从根源入手，着重顶层设计和系统性推进改革，以免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错误，造成改革行动相互制约，收益损失相互抵消，甚至形成更严重的副作用。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霸权末期的动荡局面难免会再次出现。霸权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加上失控的债务和不断被弱化的储备货币地位，在康波周期的最后阶段，通常会为转移国内矛盾和压力而诉诸穷兵黩武的孤注一掷冒险行动。但是，历史经验表明，霸权国家在其第二个康波周期下行阶段发起的战争，往往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却不一定会因战争而受到重大创伤。这种新旧力量的博弈，胜利往往最终归于新生力量一方。然而，对于中美双方，目前都有各自的难题需要尽快解决，战争只会两败俱伤。管控中美在双方各自重大战略利益上的分歧，尽可能推迟触发“热战”的时间，是近五年需要认真面对的重大国际地缘政治挑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到来，不随任何人主观意志决定。在这千年变局和百年复兴的历史重要关头，中国面临的是人类近代从未遇到的难题，如何化解不同文明的冲突，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和平崛起，需要继续摸索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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