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传承才是好的传承?中外管理传媒社长、总编杨光的答案是:用文字去记录,用思想去连绵,用行动去创新。2021年7月21日,由中外管理传媒主办的“创新是最好的传承”主题论坛暨《两代心语—管理预知30年》新书发布会,在北京 Pinvita 全球旗舰店举行。中外管理传媒社长兼总编杨光、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中国前驻德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原会长卢秋田、全国工商联原副秘书长王忠明、新浪财经CEO邓庆旭、北京家和业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程社明、上海帽仕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孙建华、阳坊胜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胜利、中国猎头专委会(中国猎头协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景素奇等嘉宾,共议传承与创新。此次活动在新浪财经、百度新闻、微信视频号等平台同步直播,引来百万受众共同观看。在此次活动中,杨光围绕传承与创新的“变”与“不变”,做了精彩分享。刚刚过去的2020年,从内到外、从上到下,从各位的企业到我们中外管理,都发生了空前剧烈的变化。作为已经入职中外管理22年,并且是接班人的我,内心是特别复杂的。同时,我也更加理解了家父这一代人,作为创业者的“不易”和“不朽”。家父是白手起家,但有情怀智慧,也有领导的支持。我作为晚辈站在巨人的肩上,有坚实的品牌,也有时代的挑战,还有转型的压力,更有大家的信任。所以,这一切浓缩在我身上就是两个字——责任。这是传承的责任,也是创新的责任。传承与创新,一方面是《两代心语》这套书的核心命题,同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逻辑背景。家父以前跟大家分享一个具体的管理话题之前,总会先谈一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也围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都发生了什么、他们的次序是什么、因果关系是什么、以及这些意味着什么,来跟大家做交流。
当我们能够理解历史的逻辑时,就可以理解我们的现在,并且预知我们的未来。中外管理是有资格谈历史的,第一是我们有30年的底蕴,第二是这30年恰恰是中国最重要的30年。中国这30年的发展,我认为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是千年变局,第二是百年变局,第三是新世纪变局。第一,千年变局。过去的30年,何以能够上溯千年呢?中外管理创业之初是1991年,而1991年到1992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启之年。做管理的人一定知道,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人的变化。1992年,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中国有文明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商界。过去虽然也有一些文化人进入商业的案例,但都是个案。直到1992年,商业的地位,企业家的精神,开始受到社会的尊重,甚至追捧。以前创业主要靠个人的魄力与胆识,但1992年之后,因为从业者素质发生了变化,科学精神与科技人才终于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所以,我认为千年变局恰恰是在过去30年发生的。第二,百年变局。自工业化革命和全球贸易以来,第一次有一个人口大国做“坐二望一”。历史上的任何强国挑战老大,都是以小国的身份进行,只有中国是人口大国。而在当今这个时代,人口基数又使得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有了空前广大的根基,还提供了丰富的使用场景。于是中国的商业社会面临的可能性空前上升,同时面临的不确定性同样空前上升。第三,新世纪变局。20世纪,中国的企业基本上没有一个真正共识的价值追求。直到1999年,上海召开了《财富》杂志的全球论坛,使得中国社会突然意识到,有一个榜单以企业的营收规模来排名。于是,中国企业第一次有了共同追求:把进入全球500强,作为价值引领和追求。与此同时,互联网第一次进入这个社会,创新话题开始引人注目——只不过做大与创新,当时是各自独立的话题。但很快,一心进入所谓“500强”的中国企业就意识到了“大不等于强”。登上财富500强榜单的同时,也可能登上亏损榜的榜单。于是,做强和做大,或者做强又做大,或者“先做强”还是“先做大”,成为中国企业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发展的品质,第一次成为中国企业和中国学界共同追求和思考的问题。又随着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进入到创业后期,如何把企业做久,又成为了大家关心的话题。那时有企业开始提出:“我不要做500强,我要做500年”。这时,传承第一次成为中国企业共同关心的话题。之后,2008年又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一年金融海啸袭来,接着移动互联带来整个社会的革命。此时,做大、做强、做久,同时被打断,为什么?因为大家发现生存是首要问题。金融海啸使很多企业的生存遇到危机,而技术革命、场景革命、商业模式的革命,又使得更多企业意识到它面临颠覆和被颠覆。于是,中国企业的发展,转入到“做虚、做模式”的阶段。直到2016年,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到了“工匠精神”。2018年,因为中美交恶,中兴通讯面临停摆,接着华为因为备胎“鸿蒙”备受瞩目的时候,我们又从“做虚”回到“做实”,并且关注“技术”。有一个华为高管,对我分享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华为想要一只特殊的鸡蛋,但在中国找不到这种鸡蛋。于是去找能够生这种蛋的母鸡,但在中国也找不到这样的母鸡。于是又往上游走,去找能够饲养这种母鸡的饲料。当连这种饲料也找不到的时候,他们只好种玉米。所以,华为会说:我本来只想要一只鸡蛋,但最后不得不去种玉米。这就是我们在发展中面临的产业链现状。未来10年,专精特新的隐形冠军和带有真正硬科技实力的独角兽企业,以及他们在产业链上的链合,将会成为未来很重要的主流趋势。早在1986年,赫尔曼·西蒙就提出了“隐形冠军”的概念,但直到2008年才广为瞩目。因为金融海啸之后,全球经济体只有德国基本没有受到冲击。因为他们有非常强大的中小企业集群去支撑,所以他们能够在风暴之下屹立不倒。隐形冠军企业的核心标准:第一,是一个细分市场里的第一,在全球范围内至少是前三。第二,产品独特,并且技术超群,很难被模仿。同时,隐形冠军企业还具有三个价值特征:第一,志存高远,追求极致。第二,追求长期价值。第三,具有工匠精神。因此,隐形冠军企业在当下不可替代,未来也是可持续发展的。这些企业还具有一些客观的特征,比如:通常营收规模不是很大,通常是供应链的中上游,通常全球化程度比较高,而且很多企业不上市、知名度也比较低,同时家族企业居多。我认为隐形冠军一定会成为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基础力量。所以中外管理从2017年开始发起中国造隐形冠军评选,到今年已经进行到第四届。我们的评选标准:第一,就是要在细分市场里是中国第一。我们相信成为中国第一,大概率也将成为世界第一。第二,营收规模要在1亿元以上。以此证明这个行业是有存在价值的。第三,过去3年的利润,排在行业前三名。也就是说,不是靠倾销,而是靠创造价值,来支撑企业的发展。第四,要拥有技术专利,甚至拥有制定行业标准的能力。第五,用10年的专注时间,来检验企业的市场、技术、客户、团队,还有企业文化。我还注意到,中国的隐形冠军在过去几年,也发生了两点明显的变化:第一,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行业第一,所以进一步发展的压力增大,为追求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于是开始有意愿接触资本市场。第二,面临产业链延伸的需求,作为工业品的生产者,他们开始和终端消费品越来越近。这两年,互联网企业也在发生非常剧烈的变化。本世纪过去的20年里,前10年互联网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局部,而近10年互联网横扫了整个中国社会。这带来了两个变化:一是互联网原来是一个行业,现在已是一个工具。二是互联网个体企业现在纷纷成为了平台型企业。本世纪初,8848的创业者王峻涛曾经说:未来不是你要不要做电子商务的问题,而是你要不要做商务的问题。这一点如今已经完全验证。在认知理念上,平台与数据,烧钱与流量,成为主流认知。核心结果就是在市场端,你到底追求“讲究”还是追求“将就”,其实两者的差别越来越大。同时,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对个人而言,个人信息全面数据化是一个不可逆的重大客观变化。在客观效果上,有两个特征:一个是互联网使得一切商品和服务都变得越来越便宜。以至于海尔CEO张瑞敏,去年曾经说过:“所有直播带货的潜台词,都是全网最低价。”另一个特征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垄断。我们之所以在网上消费很便宜甚至免费,是因为企业在烧钱。而投资人宁愿烧钱,当然是为了赢得未来的盈利。而这个未来的盈利,通常来说就是垄断之利。所以,垄断的必然出现,就意味着这种上半场的模式本身存在不可持续性。于是互联网经济本身也必须变化,这种变化就是要从原来上半场的消费互联网,向下半场的工业互联网转变。这时,会有两件事同时发生:一方面工业互联网真正全面启动,特别是去年通过新基建从规划转向全面启动。同时,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国家正在大力度“拨乱反正”。我认为互联网经济有一个本质特征,就是不管你从事的是哪个端口、哪个风口,但本质上都是在运营数据。于是当国家明确提出,数据将会与水、电、煤气一起成为国家的基础资源时,这既是对互联网过去20年对中国巨大贡献的肯定,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对互联网态度政策修正的开始。因为既然是基础资源,就不可能任由非公资本甚至境外资本,为了简单的图利,尤其又是通过垄断方式,为所欲为。不管是去年的阿里,还是今年的美团,现在的滴滴,其实都是如此。于是,我们会发现:互联网上半场追求的快速收割,和我们真正应追求的百年树人;资本单纯的自身逐利,和公众以及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必须要得到根本解决。在一切看似都在变的时候,围绕传承和创新,有两点是不变的。一个就是传承与创新的落脚点,是为了可持续发展。任何事情不可持续,一定是得不偿失的,这也是我们坚定的支持隐形冠军与工业互联网的原因。另一个是,最终时间才会验证价值。谁笑到最后,谁才是价值的创造者和拥有者。因此,谁看懂了过去30年、20年、10年,看懂了“扛与变”,相信谁就会在未来的10年、20年、30年笑到最后,成为万变时代不变的赢家!